而粮票的票面设计均采取线条装饰图案，粮食发行机关印章均为方形，每套票的票幅规格一样，粮票的上边一般有齿孔。短短38年内，新中国所发行的各类粮票共约5000多种，上万个版本。譬如说，第一套全国通用粮票1955年发行，由国家粮食部印制，面额有伍市斤、肆市斤、叁市斤、壹市斤、半市斤等，票面色彩多样，美观大方。在所有粮票里，面额最大的当属1967年发行的一万斤一张的粮票，而最小的仅有半两。若单从票幅上来看，最大的是1957年国家粮食部发行的“军用定额支票”，四枚票幅一致，均为150毫米×67毫米，竟与信封差不多大小；而最小的则是浙江省发行的10市斤粮票，为8毫米×9毫米，只有指甲盖大小。更为有趣的是，“文革”期间，武汉市某区革委会粮食局曾发行了一种“粮票储蓄存折”，它可以自由存入全国粮票和省市粮票，作用与银行储蓄存折一样。
在那个年代，粮票堪称是疯狂。居民迁徙必须考虑它，在当年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于没法吃饭。同样，如果没有粮票，只有钱也等同于没有钱，因为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粮食。上世纪50-80年代，中国城镇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人们的肚中很难存下油水，有的人家里甚至吃了上顿就惦记下顿。一般人家未到月底，家里的粮食就吃空了，“粮票刚好够花，根本攒不下来”。这种情况下，被俗称为“粮本”的粮食供应证，和户口、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往往被珍藏家中。
在那个年代，国内的各个城市往往上演着这样一幕相似的场景。粮店是仅次于电影院的热闹场所，每月的固定某几天，粮店的上级单位就会把粮票发放到粮店内，粮店再发给居民。每逢周末或月底，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居民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再拎着面袋赶来。他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生怕遇到缺斤短两。买到粮后，再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离去。
而粮店职工的繁忙和辛苦劲儿也丝毫不亚于现在银行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居民买粮时，首先要求对方出示粮食供应证来“验明正身”，粮票回收后，工作人员会把粮票贴在报纸上，攒满一张报纸后，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人重复使用。在南方一些地区，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当时下发各区县的粮票都有专门的运票车运送，还有武警押运，回收的粮票也有专人清点，每半年送到造纸厂销毁一次，负责监督销毁的人要看着所有粮票打成纸浆才能离去。粮票享有的待遇简直和钞票一样了。
50年代后期，粮票刚刚出现，六七十年代，粮票在那样一个几乎疯狂的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80年代初，粮票的作用同样重要，而且那时候堪称是一个票证疯狂的年代。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这三大类。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从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一些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
票证的种类五花八门，涉及各个领域。什么样的商品就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为了管理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部分地方的商业局还设立票证管理办公室，专人负责票证发放。在80年代初期，想吃一次鱼或者糖果，只能等到春节。那时，食品供应点前总要排起长龙。因为是凭票供应，所以人人有份。对于买到手的冷冻带鱼和过期糖果，也不会有人抱怨，反而会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准备用来款待拜年的客人。
在当时的北京，因为旅游业的缘故，在西单商场有时还可以买到“高级点心”和“高级糖”。和平里的老居民告诉记者，所谓“高级”，不过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类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钱；和一般职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相比，价格昂贵，所以才称为“高级”，“即使是这样，大家也不得不抢着买。”
因为市场商品的稀缺，那时的票证制度对保障供应、稳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当年人们想买短缺商品时，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像现在超市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大商场里手表和电器泛滥成灾，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由于稀缺，和其他票证一样，粮票有时被人们在黑市上买卖交易，这在80年代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不过，这样的交易被称之为“投机倒把”，是列入打击对象的。轻者行政拘留、没收非法所得，重者判处管制、劳动教养、有期徒刑等。受此牵连的人还是有不少的。
1985年，情况有了变化，主要是因为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有了松动，当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统购改成定购，统销也逐渐转变成人们可以不用粮票的话可以买到议价粮了。1985年北京的粮食口工作人员就不用再挨户发放粮票了，取而代之的是利用粮食局统一制作的粮票代存卡，在居民购买粮食时，所用粮票直接从卡里扣除。此外，国营粮店开始有了议价粮出售。议价粮，与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粮不一样，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 最初，议价粮的价格是平价粮粮价的一倍，但购买议价粮不受粮票限制。
历史的选择
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半公开地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开始用粮票交易商品。在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按照当时的规定，北京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须用到全国粮票。当时对通用粮票的审批极为严格，如果出差到外地，只能按出差天数发放相应的通用粮票，开具时还需要所在单位的出差证明。
因为这种严格的发放制度，通用粮票在地下市场内受到追捧。在当时的北京，一斤全国通用粮票价值0.2元。1986年开始，一些南方的生意人开始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内销售铝盆和钢锅等物品。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换来一个铝盆。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地下交易越来越公开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物已成公开的秘密。除了商贩们青睐粮票，一些农民也选择用粮票交易。80年代末期，农民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当口粮不够吃时，农民选择了进城，用大米换取粗粮；或者用自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粮票，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一度“三斤粮票换一斤鸡蛋”成为自由市场内的潜规则。
对此，国家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下发通知严厉打击。在当时粮食局有专门的检查车辆，查抄倒卖粮票或者以粮票购物的行为。然而，国家的禁令与手段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随着农民的收成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把目光望向城市。他们希望用手中的粮食换来更好的生活。随着市场经济的进行，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性产物变得愈发另类，政府部门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取消粮票。
变化最初发生在深圳经济特区。那时，粮票的弊端有两点：一是平价粮和议价粮价格差异给政府带来负担，二是由于各地粮票不通用，给人才流动和农民进城务工，造成了障碍。1983年，在日益依赖外来人口和人才的深圳特区，这种矛盾开始被政府重视。深圳经济特区在设立初期，也是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随着大量建筑工人和外来人员涌入深圳，粮食定量开始变得不足。外来人口没有深圳的粮票，只好到自由市场购入高价粮。资料显示，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1832亿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需用粮票购买的平价粮占60%，剩下40%的议价粮，议价粮总体价格比平价粮高出40%以上。
当时深圳市领导认为，这种粮食供应上的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购销倒挂、财政补贴，不利于生产、流通，也不利于群众生活。 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开会议，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问题。消息传出后，曾有深圳市民认为，“取消粮票？要是有人拼命买粮食怎么办？”深圳市领导下令粮食部门多储备一些粮食，取消粮票，提高价格，敞开供应。如果发现周围地区大量抢购，再提高粮价和研究其他对策。由于发挥了价格机制和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粮票后，预料中的风波并未发生。
深圳经验影响了全国。此后，由于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再加上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在粮票谢幕之前，更早开始销声匿迹的是各类商品票证。此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各类商品开始供应充足，市民手中的票证已经名存实亡，越来越多的票证退出历史舞台。就北京而言，1984年，北京市停用牛奶供应证。1987年，北京市停用侨汇券。1991年，北京市停用糖票，并于第二年开始停用肉票，蛋票、肥皂票、居民购货证等等。在全国来看，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完成了谢幕演出，转而进入了收藏者的藏册。到了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
新时代，新角色
粮票推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并没有淹没在尘埃，而是转而进入了收藏业，成为了收藏者的新宠。粮票虽然失去了使用价值，却被一些人用于收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集粮票市场。辽宁省1955年发行的第一套粮票，2004年市价超过1500元。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集粮票协会，民间还不定期出版《中华粮刊》、《粮票》等集藏刊物。由于粮票是特殊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票面题材广泛，印制精细，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的特点。经年累月的岁月侵蚀，更使这种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票证文物日渐稀少，珍品迭出，长期为海内外收藏爱好者所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