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它对于政权的巩固、国家的兴衰以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古人“《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的口头禅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理财作为治理国家的大事。口头禅中的《洪范》是孔子编定的上古史——《尚书》中的一部分，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阐述国家施政大法的著作；《大学》则是《礼记》第42篇，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一书中抽出来，编成《大学》十章。《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由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编定

西周时，称财政为“国用”，负责治理国家的大臣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以及少师、少傅、少保，合为“九卿”。天官的主官是冢宰，亦称太宰，原为掌管王家财政及宫内事务的官。由于中国古代政府专业化分工不细，行政、经济、财政不分家，看似管财政支出和收入的天官府和地官府也兼管行政和经济。

专款专用、量入为出的西周财政赋税制度——九式九赋，是周公制订的。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史称周公，也称周公旦。周公是武王之弟，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曾以冢宰之职摄政。他总结了商纣淫暴贪婪而导致灭亡的教训，建立了周朝的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奖励农桑，民食充裕，一度出现“成康之治”。

在小说《封神演义》中，仅仅作为西岐一员大将出现的周公旦，在正史中却是后世为政者之楷模。孔子的儒家学派，把他的人格作为世人最高典范，孔子终生倡导的是周公的礼乐制度。由于孔子的推崇，周公成为后来儒家学者最为尊崇的古圣人之一，有时与孔子合称为“周孔”。

《礼记?王制》中说：“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意思是说冢宰编制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必须在每年年底，这时各种租税谷物都已经收进来了，按照土地的大小和年成的好坏，通算三十年以编制支出预算，根据收入计划支出。在量入为出理财思想的指导下,西周还明确规定以“九赋”之所入，供“九式”之所用，也就是以一定的年收入，抵补一定的年支出，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式九赋”。

　　　 所谓九赋，就是九种不同来源的财政收入，即邦中之赋、四郊之赋、邦甸之赋、家削之赋、邦县之赋、邦都之赋、关市之赋、山泽之赋和币余之赋。前六项是根据地区远近不同对农产品课征的赋税；关市之赋指商旅税；山泽之赋指矿、林、渔业特产税；币余之赋则指其他杂税。所谓九式，是九种不同的财政支出，即祭祀之式、丧荒之式、馐服之式、宾客之式、工事之式、刍秣之式、币帛之式、匪颁之式和好用之式。九式九赋的对应关系是：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牛马饲料)；家削之赋，以待匪颁(赏赐) ；邦甸之赋，以待工事（工程支出）；邦县之赋，以待币帛(聘问时用的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丧事）；币余之赋，以待赐予(特殊的赏赐)。除九赋与九式收支对口以外，其他方面也专款专用。“凡邦国之贡, 以待吊用(用于吊祭诸侯的丧事)”；“凡式贡之余财, 以共玩好之用”；“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即年终财政收支要核算汇总。

　　  西周以后，量入为出成了各个朝代理财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对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意思是说取之于民的要有节制，不能竭泽而渔，支出一定要符合节约的原则。因为管子认为，地辟而国贫的原因是“舟舆饰，台榭广”，不注意“用之有止”。正是因为管子坚持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治理国家，才为齐国成为战国七雄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统治，“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虽然实行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减少了国家税收收入，但由于采取的是量入为出的理财方针，因此并没有影响经济的复苏。文帝时甚至还做出天子外出不能乘驷马之车、将相外出只能乘牛车的极端俭省规定，大幅度削减了财政支出，达到了财政收支平衡，使西汉度过了开国之初的艰难，逐步走向强大。

　　  唐朝建立之初，常以隋亡为借鉴，减轻赋税，发展生产。唐太宗一直坚持“先王之治，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贡赋，盖敛之必以道也。量入而为出，节用而爱人，度财省费，盖用之必有度也。是故既庶且赋，而教化行焉”的理财方针，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从而使唐王朝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