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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晋商和近代银行的背影

http://www.al27.com    2013-05-12    来源:企惠通资讯    作者: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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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总会被后人记起。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使昔日晋商名门“乔家大院”名声鹊起,如今已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景地。今年“五一”节,当我站在乔家大院的幽深甬道中时,被世人遗忘了近一个世纪的青砖灰瓦下已是人满为患。

  乔家大院是乔家“在中堂”的宅院,位于晋中祁县的乔家堡村,由6个大院、20个小院、313间房屋组成,占地8700多平方米。这座始建于清乾隆20年(公元1755年)的院落,今天看来仍是气势非凡。驻足院门,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亲笔书写的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雕刻在铜板上,明晃晃地嵌在大门口,很是耀眼。走进院子,一条甬道把6个三进大院排列两边,甬道尽头是宗族祠堂。登上楼顶,俯察整座院落呈双喜字布局,四合院、穿心院、偏心院,匠心独具,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鳞次栉比,砖雕、木刻、彩绘,做工精致。环顾四周,10多米高的围墙将整座院子圈成了一个封闭的城堡,威严高大,富丽堂皇,蔚为壮观。

  在中国,人才之涌现、事业之发达往往不仅带有地域性,而且具有家族性。当年的晋商多集于晋中,而晋中又多集于祁县,目前已开发作为旅游景地的祁县晋商就有乔家、王家、曹家和渠家,过去王家的家业最大,现在乔家大院保存得最为完好,名气最大,因此游人云集,最多时每日接待数万人,其人气之旺、景象之盛,怕是乔家祖上怎么也想象不到的。

  明清时期,中国相继出现了晋商、徽商、洞庭商、宁波商、龙游商、陕商、山东商、粤商、福建商和江右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以其资本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动区域最广、活跃时间最长而居群帮之首。当年,山西票号汇通天下,利赖九州,基本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近代中国银行之发轫。

  晋商之所以能够领天下之先,有其历史渊源。山西人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的盐商,有史料可考的商业活动始于春秋。现代意义上的晋商,起于明初,盛于清中。明朝中期到清朝前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长足发展,埠际贸易频繁,货币应用广泛,从而出现了镖局。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采购业务不断扩大,现银调动数额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镖局已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于是,晋商首创了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实现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为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立下了大功。

  中国自古就有仕、农、工、商的传统定式,为官的光宗耀族,从商的则被人瞧不起。可是,仕出皇门,多为世袭,少数学而优者幸可得之,土地归地主所有,农民基本没有发财的指望,平民百姓要发家致富多从做小生意开始,所谓白手起家,乔家就是一例。其先祖乔贵发出身贫寒,因生活所迫走西口,在内蒙古的包头磨豆腐,出苦力,做小本生意,后经几代人励精图治,发展到开店铺、设钱庄,先后开设了“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等店铺,置屋一千多间,一度享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美誉。其后,家业逐步壮大,成为晋商中屈指可数的大家。

  乔家家业到了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手上时达到极盛,仅票号就在全国各地占有20多个“码头”,“大德恒”、“大德通”成为山西票号的龙头,后来一直延伸到日本、朝鲜,时称乔家票号“汇通天下”,积聚流动资金总额达1000多万两白银。此时的“大德恒”、“大德通”已非昔日的豆腐店。在资本运作上,实行了“股份制”,除了按资入股,票号内部人员还可以入“顶身股”,即以劳动力入股。在经营上,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乔致庸当起了“董事长”,掌柜的当上了“总经理”,每三年“总经理”要向“董事长”作一次“述职”,用当今的话来讲叫做责权明晰,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雏形。

  俗话说富不出三代,而乔氏家业延续7代,历时两百多年,是什么维系了这个家族的发展,并且经久不衰呢?除了人丁兴旺和经营有方,乔家制订了严格的家规,总结出了明细的生意经及经营秘诀,所有这些,对乔家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乔家订了六条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这无疑是乔氏家业强有力的精神和道德的支持,起码可以排拒败家子的产生。

  此外,乔家总结出了五条生意经,一是以义为上,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二是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三是和中为贵;四是平等交换;五是以人为贵。乔家还总结出了七条经营秘诀,一是发挥百分之百的潜能;二是具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三是确定理想或目标;四是满足大众的需求;五是发挥部属的才干与智慧;六是凡事全力以赴;七是决定后的事要立即行动。并且,乔家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后代多受过良好教育,几代人不乏头脑精明、办事干练者,用现在的话讲,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

  乔家家业兴旺发达,还有一条更大的“阳光下的秘诀”,就是巴结官府,官商勾结。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时,国库空虚,财力拮据,乔家慷慨出资10万两白银,为李鸿章购买军舰一艘,大得李的欢心。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朝中发生庚子事变,慈禧太后出逃西安,途经山西祁县时,乔家捐赠白银10万两,慈禧太后为褒奖乔家,馈赠“福种琅环”匾额。另外,山西巡抚超尔丰、京师九门提督马玉昆、湖广总督端方等都曾在乔家小住,左宗棠为其照壁题字,孔祥熙亲到“在中堂”拜访。乔家还花钱买官,第四代乔景仪捐了个二品候补道员;乔景俨捐了个三品,后晋升二品;乔景侃捐了个四品。不难想见乔家当年财大气粗、耀武扬威的样子,如果没有官府的庇荫,乔家断难成为名声显赫、富甲天下的豪门望族。

  对于官商勾结,国人向来有些不公,总是对官有所偏袒,认为商人奸诈,利用官府,牟取暴利,岂不知官府阴险,利用商人,巧取豪夺,否则,达官贵族的深宅大院及万贯家财,只靠皇上的俸禄是万万求不来的。借官聚财,以商养仕,怕是一条规律。

  乔家家业的衰落始于清末民初。从大背景来讲,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资本主义大国大举入侵,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步步退让,不断割地赔款,开设通商口岸,洋货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严重冲击了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各省纷纷开办官营银号及商营银行、户都银行、交通银行,金融业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并逐步产生垄断,票号业务逐步被官商银行所取代。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纷争四起,国内政治经济动荡不安,金融市场风潮迭起,民间票号风雨飘摇,濒临绝境。家业系国运,乔家的处境可想而知。

  但是,给乔家致命一击的则是日本侵华战争。1938年,侵华日军把乔家在包头的当铺、估衣铺归并于“新亚当”,钱铺归并于“同和实业银行”,资金、货物、职工均由日伪接收。至此,7代人奋斗了两百多年的家业彻底地败落了。

  乔家,像一位孤独的老人在时空隧道中远远地离去了,给后人留下一个晋商望族的背影,和背影后绵长的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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