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从顶峰跌入深渊。失业剧增，物价飞涨，经济陷入了“滞胀”。围绕着如何摆脱困境，在政府和国会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1984年，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里根政府财政部助理部长，自诩“不崇拜任何偶像”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雷?罗伯茨，出版了《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一书，披露了“共和党权势集

　　人们通常认为，西方经济出现“滞胀”，赤字预算罪不可赦。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把凯恩斯主义奉为国策，希望通过需求管理，拉动经济增长。可这种需求管理，就像给经济注入兴奋剂，虽能立竿见影，但却损害了肌体的健康，耗尽了体内的能量。在度过了50—60年代黄金般的岁月后，需求的火车头，再也拉不动经济这沉重的列车了。面对累积下来的赤字，政府无能为力，只好借债度日。结果，央行被迫大量发行钞票，引起通货膨胀。为平抑物价，美联储又不得不关紧货币闸门。通货紧缩，利率上升，随之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因此朝野内外，一致要求削减赤字。但怎么个削法，各派却意见不一。共和党认为，政府应通过增加税收，以弥补财政亏空。而供给学派则主张，先放水养鱼，用减税刺激经济，待到蛋糕做大之后，赤字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于是，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减税和增税上。

　　大权在握的共和党人，既然自我标榜为凯恩斯主义者，对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当然不会一无所知。但为了防止供给学派新人争宠，便千方百计，阻挠减税。他们鼓吹，赤字当头，再行减税，只会雪上加霜。况且，减税对经济的拉动，较之政府支出，相差甚远。比方说，财政打100亿美元的盘子，一是用于减税；一是用于政府支出，效果就截然不同。若把钱交给政府，政府会将100亿美元悉数用出，因此政府开支的乘数作用大。而如果用之于减税，对需求的刺激，就远没有政府开支来得有效。因为储蓄存在着“漏斗”效应，人们有了收入，受节俭心理的驱使，总不愿把钱花光用尽，而会将一部分储蓄起来。这样，减税100亿美元，可能只有50亿用于消费。要达到与政府支出相同的效果，得拿出200亿美元减税。200亿对100亿，谁优谁劣，不言自明。所以，他们建议政府，先增加税收，再把这些钱用于公共支出，从而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最终降低赤字。

　　对于增税，尽管权贵们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在罗伯茨看来，却是一着臭棋，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供给。的确，表面上看，政府开支乘数比减税大，政府开支所扩大的需求，足以弥补高税收挤出的消费。但实际上，高税收不仅减少消费，而且抑制了投资。对企业征收重税，投资者无利可图，自是不愿扩大生产。对个人征收重税，人们起早贪黑，倘所得收入还不如吃政府救济，谁也不会去劳动，于是劳动供给也就成了问题。同时，高税收还会减少储蓄，银行无钱可贷，投资必然萎缩。这种劳动、储蓄和投资上的损失，政府开支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他提醒人们，不要单从消费角度看待减税，应更多地从供给方面去考虑问题。

　　罗伯茨还认为，增税并不一定增收，以增税降低赤字，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税收不仅与税率相关，更受税基左右。税基小了，税率再高也是枉然。比方说，一个木匠，一天能挣100美元，假定税率为10%，则可得到90美元的纯收入。如果他的房子需要油漆，雇一个漆匠一天要80美元，进出相抵，还能赚上10美元，他会毫不犹豫地过一把当雇主的瘾。这样，政府的税收，总共就有18美元。若是政府把税率提高到25%，木匠就要另做打算了。因为他交上税金后，就只剩下75美元，请个漆匠，还要倒贴5美元，这时候，木匠的选择，是既不去给别人干活，也不请漆匠，而是自己操起油漆刷子。结果，征税的对象没了，政府的税收，就成了竹篮打水。用经济学行话说，就是高边际税率引发非市场行为。罗伯茨还引用了费尔德斯坦的一项研究成果，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即边际税率为30%时，将会有100万人主动辞职。因为此时劳心费力，还不如去领失业救济金。这样，一方面纳税的少了100万人，另一方面吃救济的又多了100万人。所以，在罗伯茨眼里，以增税缓解赤字，无异于以盐水止渴。越渴越喝，越喝越渴。

　　罗伯茨特地为减税加了注脚：供给学派的减税，指的是削减边际税率，即对新增收入减税。以前，凯恩斯主义者讲减税，强调的是平均税率，他们认为，税收是通过改变可支配收入，进而改变总需求来影响经济的。而供给学派强调边际税率，是因为他们相信，税收是通过改变对工作、储蓄、投资和承担风险的刺激，来对经济产生作用。罗伯茨把这一区别，看成是两派在政策上的分水岭，是“供应学派革命”的实质所在。

　　罗伯茨在导言中写到，杰克?肯普是第一个供应学派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是第一个信奉供应学派的总统。的确，供应学派和里根休戚相关，命运与共。里根能够登上总统宝座，得益于一批供应学派的幕僚。但也正是有了里根，才使供应学派能一显身手，声名远播。但供应学派并不等同于里根经济学。罗伯茨认为，里根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一种妥协，是供应学派经济学、货币主义和传统的共和党预算平衡政策的混合物。因此，里根政府的政策，总是忽左忽右。1981年，美国通过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税法案，而一年后，仍然是这个政府，又调转头来，推行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增税”。对此，罗伯茨感慨万千。“原则常常屈从于政治”。“顾问和官员一旦进入政府，就卷入了运用政策杠杆向上爬、在新闻界抛头露面的权利之争”。“决策者们不是用原则，而是用权利解决问题，这就导致了经济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