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下，外国创业者在中国并不那么游刃有余——融资遇阻、信息缺失，都成为了这些掘金者必须克服的难关。
公司银行账户上只有几万元了，十几个员工下个月的工资没着落，Lukas Hlavac有些不知所措。
Lukas是捷克人，2009年来到中国，在捷克高端设计品牌Lasvit中国区工作。在工作过程中，Lukas发现，很多亚洲原创设计师很具创意，但是却因为不擅长市场推广，缺乏营销渠道，导致所设计出的优质产品鲜为人知。
于是，2015年6月，他和来自英国的搭档在深圳共同创立了呼啦啦，一个专注于亚洲独立设计师群体的时尚服装电商平台。独立设计师们可以入驻呼啦啦App，并上传、出售自己设计的产品。
成立一个月后，呼啦啦轻松地获得了50万美元天使轮融资。不过，让这个外国创业者没有想到的是，在此后的创业过程中，自己再也没遇到这么顺利的事情。
外国创业者融资之困
“（融资）整个过程比我想象中难很多，尽管我们数据比很多同行好，但是其他（同行）项目融资会比我们容易。”Lukas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由于是外资结构，呼啦啦几乎无法获得人民币基金投资，而国内美元基金数量有限，所以他们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寻找美元基金投资。此外，Lukas分析，呼啦啦两个创始人都是外国人，在中国的资源和人脉不如本土创业者深厚，投资人应该有所顾虑。
2016年资本寒冬，中国创投市场投资案例同比锐减，这个捷克创业者切身感受到了在中国融资的艰难。
Lukas记得，在2015年，有一个用户数量只有1万左右的同行很容易地融资了上百万美元。而2016年初，已经有20万用户的呼啦啦却无法顺利融到期望的50万美元。
2016年3月到6月，为了能够找到合适的美元基金融资，Lukas奔波于北京、上海、新加坡之间，见了不下50家投资机构。但是，没有一家机构愿意投资这个外国创业者创立的电商平台。
由于当时项目融资并不顺利，而十几个人的团队每个月开销却不菲，最困难的时候，公司账户上只有几万元，Lukas和CEO Steve甚至在考虑要不要裁员。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呼啦啦的天使投资人雪中送炭，给Lukas团队提供了一笔贷款，呼啦啦才挺过这个坎。
如今Lukas已经重拾信心。Lukas透露，在那之后呼啦啦的方向调整很顺利，现在呼啦啦注册用户数量25万，平台交易额达到70万元每月。呼啦啦还在上百个时尚项目中胜出，获选入驻连卡佛孵化器，并得到了Vouge的报道。只是，让Lukas感到无奈的是，呼啦啦累计融资到目前只有70万美元，一些用户数据没有呼啦啦好的本土创业团队，拿的融资却比呼啦啦高。
来自瑞典的创业者Nils Pihl的融资经历也颇为坎坷。
Nils的公司设在北京，叫Traintracks，是一个企业大数据服务平台。Nils之所以选择来到中国创业，除了中国的人口优势和快速增长的互联网行业以外，还因为硅谷已经有很多既成大数据技术，而中国还处在起步期，他认为这里市场空间更大。
Traintracks目前服务过的客户包括网易和探探等中国互联网知名企业，并且拿到了种子轮融资36万美元可转债融资。不过，Nils却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曾经有四五次遇到过中国投资人直接和他说不投资外国创业者。
首先，中国投资人担心，中国的竞争对手可以轻易复制外国创业者的商业模式，并把公司做的比外国创业者更好。其次，中国投资人认为外国创业者不懂中国市场，对用户需求和市场环境的把握方面没有中国本地创业者有优势。
“我到今天都搞不懂为什么中国投资人就是不肯投资在华的外国创业者。”来自西非国家多哥的创业者Tav Denkey很疑惑。
Tav坦陈，虽然Ahaa的股权结构允许他拿人民币融资，但是寻找融资同样艰难。他曾经发了不下1000封邮件给不同机构的投资人，却只收到了四五个回复，其中一个还是邮件发出一年后。
“神奇的是，后台显示几乎每一封邮件都被打开看过了。”Tav说。
Ahaa上一次融资，还是2015年创立初期的85万元人民币种子轮投资。有一家媒体曾直接和他说：如果你能拿到中国投资人的融资，那我就报道你，因为基本没外国创业者拿到过。
Tav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在华外国人社交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据他调研，在华定居外国人数量有400万，而每年来华外国人数量已经达到6000万。由于之前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打磨产品、测试市场，他预计，Ahaa在2017年的用户数量将扩张10倍左右。而且，做在华外国人社交平台的寥寥无几，所以，Tav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投资人不看好他的项目。
这种情形符合Startup Grind深圳地区联合总监Jan Smejkal的见闻。Startup Grind是一个全球创业者社群，官网显示其目前覆盖近100个国家以及100万创业者。经常在深圳组织外国创业者活动的Jan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在中国已经接触了数百个来华的外国创业者，但是融资过千万级别的创业者不过五六个。
“一个是部分外国创业公司有无法融到人民币基金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中国投资人不看好外国创业者的问题。”Jan说，这两个是他接触的众多来华外国创业者反馈的最大问题。
东方富海合伙人周绍军就是持同样看法的中国投资人之一。他明确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不倾向于投资在华创业的外国创业者。
首先是团队组建问题。随着公司规模的发展，创业者需要不断组建扩充创业团队，如何用正确途径找到对的人才，这对在中国生活经验、人脉资源积累都有限的外国创业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次，对中国市场的把握问题。创业需要找到用户真正的需求和痛点，而外国创业者对中国本土市场的用户痛点未必把握准确，有些他们认为的需求并非真实存在。
“我认为外国创业者可以做联合创始人，但是创始人得是中国人，这样还是有成功概率的，”周绍军补充道，“很多事情对中国创业者来说不是问题，对外国创业者就是挑战了。”
不过，海朋资本创始人、前IDG副总裁赵剑海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只要对中国市场有足够的认知，外国创业者也能成功。
“我们换个角度想，其实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创业成功的例子也非常多，比如知名天使投资人邓峰。同样的道理，如果外国创业者在中国生活时间够长，对中国文化、国情了解足够透彻的话，他们也可能创业成功的。而且，创业能否成功取决于创业者自身技能和对社会、商业的独特理解，这对外国创业者和中国创业者是一视同仁的。”赵剑海认为，如果出现好的外国创业者创业项目，他同样愿意投资。
让捷克创业者Lukas难以理解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国内部分投资人的沟通方式。
他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某家投资机构对呼啦啦电商平台表现出兴趣，呼啦啦和其签了保密协议，还提供了很多内部数据给他们，但是后来，这家投资机构却突然改口说不投资电商时尚类项目，谈判也就此作罢。
“很多时候，投资人都好像很激动，说我们项目很棒，然后就完全不理我们了。”Lukas对界面新闻记者说，中国的投资人从来不跟他们说不投资的原因，他发微信过去问原因也都是不回复。
让Lukas匪夷所思的是，有一次，他和一个投资机构的投资人已经谈了很多次，进展已经比较深入，最后发现，那个投资人其实是竞争对手的董事会会员。两三个月后，Lukas就发现这个竞争对手模仿了呼啦啦的模式。
来自多哥的创业者Tav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2015年，Ahaa和一个广州的投资机构接触，意欲寻求100万元人民币融资。最后他却发现，这个投资机构投资的另外一个创业团队直接抄袭了Ahaa的商业模式。
不过，Tav并不介意目前融资进程的缓慢，他的团队只有6个人，开支并不太大。Tav还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拿到大笔资金的投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专注在打磨测试产品和提升用户体验上，而不需要根据投资人的要求去急于迅速扩张市场，打乱自己的发展节奏。
创业信息和服务缺失
和众多在中国的外国创业者打过交道的Jan观察到，除了融资问题以外，创业信息和服务的缺失，还有与本地创业社群的融合是外国创业者共同面临的困境。
首先，虽然中国目前孵化器遍地开花，创业论坛和交流也非常多，号称“中国硅谷”的深圳更是有无数创业服务机构扎堆在南山科技园，但是，像Jan所在的Startup Grind这样的针对全球创业团队的国际社区却寥寥无几，所以，外国团队要想进入本地创业圈并不容易。
其次，网上大多数政府创业补贴政策和创业服务信息都只有中文版本，而不提供英文版，部分在华生活多年的外国创业者们即使能够说不错的中文，但是阅读中文依然存在一定困难，及时获取创业相关信息并调整创业方向对于外国创业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这些外国创业者来说，语言的问题还体现在其他方面。Lukas告诉记者，尽管自己中文不错，但毕竟不是母语或者熟悉的英语，而且工作上不可避免要使用很多高难度专业术语，所以自己在和投资人或者其他人在工作场景交流的过程中，有时候双方并不能完全理解互相的想法。
Lukas回忆，有一次自己参加一档创投电视节目录制，投资人不断地抛出很专业并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但是自己的中文水平又无法顺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很是着急。
Jan认为，要是能有更多平台定期组织活动，把不同领域、不同国籍的中外创业者聚集到一起，共同分享行业信息、学习创业知识、并促成互相之间的合作，那对中外创业者的融合以及整个创业生态系统都将有利。甚至如果有机构能够为外国创业者组织一些学习中文，或者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和商业的活动会更好。
在瑞典创业者Nils看来，北京和硅谷对外来创业者的接受和包容程度确实还有些差距。这不仅体现在中国投资人认为外国创业者不懂中国市场，身边很多人也都还没有把自己当做这个市场的普通一员来看待。Nils觉得，虽然自己在北京生活多年，也把北京当成家，但是还是会听到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化问题，你不会懂的”。
“硅谷一半的独角兽公司都是外国创业者联合创立的。”在硅谷工作过的Nils认为，硅谷的成功源于其强大的包容文化对于世界各地创业者和人才的吸引力，而如果中国能够提升对外国创业者的包容和接受程度，那对于留住外籍人才将有很大帮助。
对于Nils来说，如何吸引中国国内人才则是另一个挑战。
Nils回忆，他曾经遇到一个特别优秀的候选人。在邀请其加入的同时，谷歌也向那个人抛出了橄榄枝，但后者其实更喜欢Nils的公司。于是，Nils势在必得，开出比谷歌更高的工资待遇。不过，这个候选人最后还是加入谷歌，因为谷歌允诺尽量两年之内解决北京户口。
Tav也有自己的苦恼，那就是如何在中国做媒体公关。中文不错的他曾经在百度和微信上搜索中国科技创业媒体以及联系方式，并用中文给各大媒体发邮件寻求报道。不过，50封邮件发出去之后，至今没有一家媒体回复。
“没有媒体报道的话，投资人会觉得项目没有可信度，而别的媒体也会因为你的公司没有其他媒体报道过而不敢报道。”Tav有些无奈，他团队中3个外国人都不熟悉中国财经科技媒体，而另外3个中国人也没有媒体或者公关的背景，所以中国本地的媒体资源非常有限。
“对于中国本地创业者来说，创业都如此艰辛，更何况对于还需要花时间融入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外国创业者。”Jan说。聊完这一场，Jan又得去忙别的事了——他下午还要回去自学中文，以更好地融入这个他准备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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