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的竞争环境极度不公平，竞争还没开始，就有人已经输了，有人不战而胜。这样的环境下，富者恒为富，官者恒为官，“富二代”和“官二代”主要借助父辈的荫蔽占尽好处，获得权力提供的各种利益和机会的“特供”，并试图复制“三代”和“四代”，其上位和个人的素质关系不大，只要有背景，说你行你就不行也行；而穷者恒为穷，上升的通道堵塞，学习改变不了命运，勤奋改变不了命运，有技术也改变不了命运，花了18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和人家坐在一起喝咖啡。这样一来，仇富仇官就成了必然。而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家世显赫可能让你少走一些弯路，但归根究底，你的成功是因为你个人的能力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得到了检验。盖茨的母亲是IBM的董事，但没有办法命令全世界人民必须使用微软视窗操作系统；巴菲特的父亲是国会议员，但不可能给他提供股市内部消息；小布什看起来智商不高，但毕竟是美国人民选择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但前者不会骄纵，后者不会绝望，社会氛围也不会到如此剑拔弩张的地步。

其次，中国的社会保障和职业安全感严重不足。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认为，中国五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计划生育保险）缴纳社保一般占到工资的40%，高的达到50%。“全世界没有其它国家比中国更高，社保缴费负担非常重。”但就是这么高的缴费比例，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中国人享有的社会保障负担之重，水平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从职业的安全感上看，早年的终身雇佣制被妖魔化为“大锅饭”和国企效率不高的罪魁祸首，在1990年代初的“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中基本被废除。中国企业的民主化程度普遍很低，几乎每个机构，无论是民营还是国有，都是一个个专制的堡垒，老板说一不二，员工低头哈腰。这样的社会和工作环境，让大多数人都处于莫名的焦虑和不安之中，人们对不公不义的容忍程度自然降低了很多，某些时候的情绪化难以避免。

最后，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还遗留大量封建化和人身依附成分，个体的独立和尊严，在大多数人的价值位阶中，是远远低于升官发财的，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富二代”“官二代”身上，表现为他们依赖父母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表现为他们的“衙内”做派；也体现在“穷二代”和“中产二代”身上。这些人往往憎恨腐败和寻租，但一旦获得机会上升为“官一代”和“富一代”，却又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去制造他们之前痛恨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显然，“富二代”“官二代”“中产二代”“穷二代”哪里都有，但前两者和后两者之间隔离和对立的程度之深，恐怕以中国为甚。这背后，是社会优质资源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的残酷现实，也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要改变现状，既不是渲染富人的不仁，也不是指责穷人偏执，而是让富人得到约束，让穷人得到关怀。而驯服权力，是其中的重中之重。